长秋村地处西南山区，离青州府70多华里，村前是淄河，河的西岸是淄博市，往南行走5华里，是淄川区的太河镇地缘。阳明山屹立在长秋村后，大山胸前的两条沟，曲折地从村南北两地伸向河床，经过数百年沧桑洪水的冲刷，左右沟壑已形成了两个土崖屏障，若站在河西的山岭上望东看去，长秋村西面，是一陡崖，陡面植被丛生。一条石板道，折字形地从河床边拾级而上，村内以石板铺路，抬眼左右看去，两岸的村庄都是背山依河床而座落。唯独长秋村，它犹如一个向外延伸的岛礁，若站在村西顺河道放眼望去，能看到十五华里太河村北的金鸡山，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南大门。往北看到，十二华里依山傍水清晰入目的朱崖村，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北大门。长秋村，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让一代代人在这方水土上，日复一日地劳作与生息。这方水土，养育并且陶冶了他们的思想情操和向往的理念。这种使然，使他们滋生着一种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其内涵的凝聚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两个辉煌的闪光点。当国与家、村与个人的利益受到挑衅时，他们敢于担当责任。1929年，淄河流域土匪猖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老百姓团结一致，垒石墙、盖大门，利用自然土崖条件，把村庄圈了起来，然后买上枪支，土匪再也不敢来骚扰百姓了。东门石墙上刻着“怀阳”二字，南门石墙上刻着“熏阳”二字，北门刻着“顺渠”二字（北门在58年大炼钢铁时拆掉）。团结就是力量，一旦这个力量的形成，就是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动力。从土匪进村入户抢劫，老百姓从惊慌害怕，到提心吊胆地生活；从联手强强防匪，到保护了自己。这种潜移默化是量与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形成就是一个理念。理念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路线，路线决定结果。这种结果，自然而然地给人树立起在危难时刻，一种强劲刚勇的彪汉形象。当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时，同胞被血溅杀殁，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边缘，当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只有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长秋村的老百姓，从一户一家走出，他们不计后果，扛起了防匪用的土枪，加入气壮山河的民族抗日斗争洪流中去。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抗击日寇的英勇精神，在伟大的抗日民族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冯毅之，1908年生，在济南读高级中学时，受先进人物胡也频、楚图南老师的教导，走上了反帝反军阀的路子。1930年6月，他参加了在上海由鲁讯、冯雪峰、茅盾等人组织领导的左翼左联学习班。后来，冯毅之又去北平，组织领导了北平左联，并任三人小组组织部长。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一生交给了党。抗日战争大爆发后，冯毅之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一切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去驱逐日寇”的号召。1937年10月，冯毅之以中共益都县委宣传委员的身份，回到了淄河岸边长秋村。这时，日军两路逼进黄河，山东的国民党兵不去前线围堵抗击日寇，却向南撤逃。所到之处，抢夺猖獗。有的为了活命，将枪支留在了乡间。在淄河流域北至辛店，上至源泉一带，打着抗战旗号的土部队就有二十几个，他们多半是土豪绅劣，游兵散将，土匪地痞，他们把枪支利用起来，开始武装自己，占领地盘，到村中要钱要粮，抓人充军。恐慌与不安在笼罩着大地。“国在哪里？我们的家园又在何处？”冯毅之回到长秋村，挨家串户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了自卫团，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长秋村抗日自卫团的成立，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早的一个村庄，也成为淄河两岸爱国青年投身报国的地方，因此，引起了驻洪山日军的警觉。

▲抗战时期长秋村妇救会活动的地方

1938年新年过后，一个寒冷的天气，驻洪山的十几个鬼子，打着太阳旗，第一次对长秋村扫荡，由于早得消息，日军进村扑了个空。隐蔽在山后的自卫团，抄小路绕到敌人返回的路口山坡埋伏，当鬼子赶近时，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枪虽没有较强的杀伤力，但这十几条土枪，却使鬼子吓得散逃躲避。当鬼子弄清情况还击时，自卫团早已撤走了。1938年的3月，复苏的大地，绽放出生命的气息，战斗在铁路北的抗日武装司令员廖荣标，政委姚仲明，带领30多名小分队战士，来到淄河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驻进长秋村。“廖司令部队打鬼子真厉害，是咱老百姓救苦救命的‘活菩萨’军”的口号，在淄河两岸广为传颂。长秋村的老百姓敞开大门，欢迎廖司令部队进家。老百姓拿出煮好的鸡蛋，摊好的煎饼，招待他们。战士帮助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并到街上张贴抗日标语。女战士帮助妇女识字，教唱歌，军民鱼水情意融融。廖司令、姚政委与地下党的负责人冯毅之，分析了国内抗战的形势及淄河流域抗日武装斗争特点，决定成立淄河联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长秋村，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从此，这支地区的武装游击队与大规模的抗日武装取得了联系，为以后淄河流域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8年阴历7月15日，共产党举行太河暴动，成立了新一营，冯毅之任新一营营长。1939年3月初，接到情报，驻洪山的日军二十几人出发，经佛村向东。冯毅之立即派王文训、翟作新两名战士，去西崖头村西岭观察敌情，并对他俩又交代了一番。然后，冯毅之又将机枪连埋伏在河东的岸边。当日军走进西崖头村，隐蔽的两名战士，扔出两颗手榴弹，鬼子在爆炸声中向村外跑去。在慌乱中又被对面的机枪一阵扫射。鬼子哪有还击的机会，丢下尸体，搀扶着伤员，朝北黑旺方向逃去。这次战斗，打死打伤鬼子十几人，缴获大盖枪6支，手炮一门，牛皮包十八个。西崖头村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两岸人民爱国抗日的斗志。当时抗战日报记者来采访，并在鲁中抗战报纸报道过。1939年5月，张店辛店的日伪军兵力约100人，向鲁南集合，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当日伪走近长秋村时，却如临大敌，先摆出一副围攻的架式，接着枪炮齐鸣，在叫喊声中冲进村内，可村内无一人影。日伪出村继续南行，有时成堆，有时成群，路面挤满了敌兵。当日伪进入公路东黄崖头时，营长冯毅之一声“打”，机枪、手炮齐发，松散的敌兵在慌乱中，被打死三名，向西撤退。当日军还击时，战士们早已无踪影。1939年6月，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带队去铁路北三支队，路驻长秋村，并在村中召开军民大会。郭洪涛在讲话中，分析了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形势的发展，他讲得条理清楚。他对新一营营长冯毅之说：“将来敌人会全部控制淄河流域，这里离铁路矿山太近了，象太河朱崖都会设据点，你们这支游击队，今后的抗战任务，将是艰险困难的。”那时司令员张经武，副司令员王建安，三、四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政委霍士廉、姚仲明，工委书记张京涛、淄博特委书记金明等领导同志，都来长秋村驻过。这些首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们在与老百姓谈话中，时刻都在透露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抗战必胜。这种潜在的感召力，在无时无刻地鼓舞着老百姓。这个不到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在抗日战斗中，有26人牺牲在战场上，有60多人被日军抓去做苦工，有的死于东北日军的苦役中。在抗日最艰苦的1942年，村内没有一处完好的房屋，“白天无烟火，夜间无灯光，院内出蒿草，一片荒凉”，这就是日伪扫荡后村中的真实写照。

▲1946年冬，冯毅之领导的鲁中区党委辅导团在长秋村演出时全体人员合影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日军开始对华北占领区实行了所谓的“治安整肃”计划，在鲁中及附近地区，日军部署了三十二师团（驻津浦路两侧）独立第五十一混成旅团（驻胶济路沿线）和第七混成旅团分布在日照、莒县、沂水一带，部队约1.5万余人，并扩充伪军，增设据点，强化伪军政权。我军坚决抗战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而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日军对国民党加紧诱降，并通过特务活动，挑拨离间，从中渔利。1938年底，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从鲁北进入鲁中地区，随后，山东分局在省驻地东里店，设八路军驻省办事处，并对其提供协助。19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上提出了“军不干政”、“粮统筹”、“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等反动方案，恶毒的提出了“划分防线”，将我军防区划在腾（县）泗（水）宁（阳）一带敌军密集地狭小地带，当即遭到我方代表的严词驳斥。沈调整部署，派吴化文部新编第四师占据鲁村一带，秦启荣部部署淄川、博山、莱芜一带，厉文礼部盘踞在安丘地区，张里元部控制蒙阳费县地区。不久，东北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也进占沂鲁山区，使鲁中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尖锐。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要求，山东分局决定从第三支队抽调62名干部战士，到鲁中受训，然后转送到延安学习，护送南下的是三支队两个连队共210多人。1939年3月30日，发生了太河惨案。4月15日，山纵首长及部队战士，在太河沙滩上，为在惨案中牺牲及受害的战士举行追悼大会，之后，三、四支队各一个营分别在峨庄、池上溜休整。这时，活动在淄河流域的国民党顽固第二旅翟汝鉴，第一旅杨锡九，第六旅王葆田，第十旅翟超，分别对我休整的部队战士及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一营，不断抄袭包围，新一营战士冯广春牺牲。8月9日，我山纵首长调动一、三、四支队参加，给了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地打击，也解围了新一营，这在山东抗战史上称为“淄河事件”。淄河流域反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在山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9月30日，在县委书记陈希德的主持下，益都县参议会在长秋村召开。选出了县参议长冯旭臣，副议长刘景颐（西下册村人），议员：殷传修（井同村人）、赵怀珩（蓼坞村人）、冯广华（长秋村人）、孙福祺（南术村人）、刘永海（黎金山村人）、李笑春（李家峪村人）。在此基础上，又选举冯毅之同志为益都县县长，11月8日，益都县政府人员成立，冯毅之同志任县长兼县抗日大队长，秘书陈介甫，民政科长陈圣溪，财政科长岳历，县建设科长李荣生，田粮科长冯保钦，武装科长孙铜山，公安局长韩次箫。长秋村抗日根据地红红火火，抗日基层组织也发展壮大起来，儿童团在村前放哨，从可疑人的身上搜出情报，将太河朱崖的顽匪两面夹击的信及时地送到县大队手中，使县大队及时地摆脱敌顽的偷袭。妇救会在会长冯文秀，副会长赵俊美的带动下，成立了6个小组，为抗日前线战士缝衣做军鞋，摊煎饼，做了大量地后勤工作。有一次，冯毅之从朱崖据点搞到500发子弹，往回运成了问题，妇救会承担了这项任务。她们打扮成办丧事的亲戚，在内线同志的帮助下，将子弹包装好，放在下葬礼品里，过路口时，伪军搜身盘问没有发现什么，伪军也很迷信，对下葬礼品不屑一顾，就这样顺利地将子弹带到县大队。修械所也发展起来。抗战初期，从顽匪手中缴获的多半是老式枪支，打一次仗就不能再用了，冯毅之的哥哥冯登奎利用打铁的手艺，干起了这项工作。他爱钻研，拆拆装装，修修补补加以制作，使枪支又能在战场上发挥了作用。长秋村是八路军战士落脚之地，冯登奎从军工战士手中学到了制造技术，成立了修械小组，自制土炉锅灶，从洪山矿搞点材料，有时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中，有可利用的材料，用8个人拉起的木风箱，化铁灌壳，制造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试制成功，这对坚持淄河流域这块红色通道，对敌战斗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0年的5月，临朐二地党委和一支队南下，国民党吴化文新四师，占据了沂水、临朐及东山里仁河一带，6月大汉奸唐应三，在南北两马鹿驻村各一个大队，8月，驻洪山的日军在佛村设据点。伪军也在黑旺山上修炮楼，又在蓼坞公路边的山上修炮楼。这样敌伪顽，对我抗日民主益都县大队，完成了内外两层包围。环境更加恶化，县大队活动和工作更加困难了。上级党给县大队的指示是：“不管怎样艰险困难，也要坚守阵地，不应有转移撤退的想法和打算。”这个时候，冯毅之带队升编带回来一个班，加上留在村中两个班的兵力，共40多人，他们利用熟悉的地理条件，两岸绵绵的山脉，在两岸人民的支持下，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冯毅之把大队分成几个小队，分散驻防，一旦发生情况，便于接应，又便于集中。在淄河流域打起了游击战。1940年7月24日，冯毅之带部队在外线作战回到长秋。老百姓向他诉说道：“朱崖据点，最近来了个鬼子队长叫小林，十分凶恶，每次扫荡，闹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老百姓要求县大队给以打击，杀杀鬼子的凶气。朱崖据点鬼子小林扫荡时，先从上庄爬到阳明山北的一个山岭，用望远镜看看村里有没有埋伏，没有埋伏，才进村扫荡。冯毅之摸清了据点日伪扫荡的规律，就作了伏击的准备。这天，冯毅之接到情报，朱崖据点的日伪，明天八九点钟扫荡长秋。冯毅之让冯佃笃带领机枪班，埋伏在山岭上，又找到村长对他说：“我们的人数不多，你通知村里的自卫团和老百姓配合一下，战斗打起来，不是让你们冲锋，而是随部队造成声势。”九点钟后，日伪才走出上庄，伪军在前，鬼子在后，向山岭爬去。进入伏击圈，机枪响了起来，伪军掉头后退，鬼子兵在后催着伪军上前冲，这时，山下的庄稼地里，喊声杀声，这里一片，那里一片，鬼子兵也不敢恋战，也随着伪军后撤。部队乘胜追击。追到马岭杭村时，冯毅之怕朱崖据点敌人增兵，下令停止追击。这时，从上庄村西走出一个大摇大摆扛着机枪的鬼子。冯毅之卧倒，鬼子也卧倒，冯毅之连续做了几个射击的动作，发现鬼子机枪里没有子弹，准备上前用青年时学过的几招武功活抓这个鬼子时，被上前的警卫员开枪打死，缴获一挺机枪。打死的这个鬼子就是小林队长。驻益都城里的日军官，知道这件事后，气急败坏，对朱崖据点增兵的同时，恐怖与怀柔并施。利用经不起抗战艰难而逃脱的叛徒作向导，在8月23的午夜，包围了长秋村。村里没有部队，敌人进村，惊动了在梦中醒来的人，他们叫着家人，拖着孩子，向外跑，惊慌与叫喊相伴，恐惧不安与午夜相织。大街道，路口，巷子里，忽儿一群跑来，忽儿一群离去，他们不知道怎样向外逃脱，其实村口早已被敌人把守，日伪把村子里的老百姓抓到村外一个空隙地里，敌人点燃柴堆，火焰照得四周通明，鬼子兵恐吓威胁，伪军在审问：“谁是自卫团，县大队在什么地方？冯毅之在哪里？”没有回答。鬼子兵发现前面站着三个妇女，一个是张同安之妻，一个是冯保恒之妻，一个是冯保友的妻子，三名妇女不回答，鬼子上前威胁又戏弄，她们态度坚决，奋力反抗，鬼子见三个妇女不回答，软硬不吃，便开了枪，打死了她们。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被揭开。在鲁中，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共行为，他的新四师仍驻在仁河溜，并时常侵犯我抗日地区。2月26日，冯毅之带部队驻防千峪村，接到王风麟副团长送来一封信，冯毅之看完信后，带部队回到长秋村，见到王风麟副团长，向他汇报了该地区情况和困难。王风麟说：“你们说的情况和困难，上级早就预想到了，反动派吴化文新四师，就在你们身边，他能老实吗？我这次来，就是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帮助你们巩固淄河流域这块前沿阵地。”接着他就谈到这次战斗计划，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动越快越好。新四师一个团分别驻在上张溜5个自然村。上张驻有团部和一个营部，是指挥中心。县大队的任务是外围佯攻，牵制麻痹敌人，战斗在拂晓前开始，三营的同志在县大队部分战士的带领下，避开敌人的前哨，从崎岖的山路，直插敌人的指挥所。指挥所被捣，前线的敌人溃不成军，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敌人大部分被歼和做了俘虏，剩余的也狼狈地逃窜到仁河溜去了。在抗战中，只要淄河流域有敌重兵把守，我三、四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都及时带部队前来帮助歼灭。冯毅之带领县大队，不断袭击敌人，敌人称冯毅之为冯铁头，视长秋村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对长秋村进行三光政策。长秋村的老百姓，在一次次地遭遇扫荡的同时，始终是坚决抗日，始终保护着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从未出现一个叛徒。

1941年3月26日，敌人扫荡后，冯毅之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敌人在村里没敢停留，不长时间就走了。我们立即回到村庄，帮助老百姓扑灭火焰，抢救没有烧毁的房屋和用具，对老百姓进行劝说安慰。我发现，老百姓在灾难痛苦的生活中，思想感情也在起着很大变化。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象是活不成的样子，现在却再也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物件，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抗属冯广华说了句话，更使我感动，他说：’只要你们平安无事，我们就有办法，房屋烧了盖新的。’这是愚蠢的敌人实行残酷镇压手段所想不到的。人民在灾难痛苦的日子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6月5日，日伪采用了长途奔袭的战术，有千余兵力集结在辛店火车站。当夜用几十辆汽车把兵力运到朱崖据点，在朱崖据点并未停留，立即出发了。我们内线的同志不能及时地将情报送出。在天明前，敌人包围了长秋，冯家岭，李家峪村。各村都遭到巨大而惨痛的损失。长秋村这时住的是蓼河区中队，区中队长冯敏发现敌人，就带领人按原计划出村上山，叛徒孙伏武早已让敌人封锁路口，区中队在掩护百姓向村外逃跑时，战士于富荣、齐孝礼两位同志受伤，区副中队长许维功牺牲，日伪把没有逃出去的百姓抓到一个房后空地，村中庙内一个道士许广田抓了出来，敌人问他：“县大队哪里去了？冯毅之在哪里？”许广田或者说不知道，或者不回答。日伪没办法，把许广田推进火堆里，许广田从火堆里逃了出来，敌人又把他推进去，然后在他身上压上一块重重的木棒。驻防在下张村的安全同志带着小分队，前来鸣枪解救。敌人听到集合哨子声，在慌乱中，朝许广田开了一枪，这一枪偏离，人们从火堆里救出许广田时，他已不醒人事。在抗日战争中，长秋人民团结得象一家人一样，抗日一条心，无私无畏全心全意参加和支援抗战。那时，有点手艺的人，在附近村庄，打点铁，修补一下农具，挣点钱，那些胆大心细的人，就到大集市干点活，多挣点钱。敌人严密封锁抗日武装军需用品，尤其医药更难买到。谢常水、冯佃顺、冯佃奎三位同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淄川、张店、周村，利用手艺或者做点小买卖的身份采购用品。有一次，谢常水到周村给抗日民主政府买油印机、纸张、医药等，正遇敌人大搜查，他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吊在树上，打了个半死，然后又要活埋。一个伪军头子说：“你这个土八路，要活埋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谢常水说：“你们说我是土八路，有什么证据，你们想埋个老百姓还不容易，我是不愿死的，你们想活埋，我也没办法！”敌人又凶恶地问：“你是老百姓，买油印机，这些物品是干啥？”谢常水骗他们说：“这些东西是蓼坞村天主教堂要我买的，不信你们就去问一下！”敌人让其去调查了，在天主教堂的同志给开了个假证明，谢常水才得以脱险。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谢常水回来后，驻在葫芦台村岳父家，马鹿据点唐应三伪军去该村扫荡，谢常水向村外逃跑时，又被捕了。唐应三听说他是长秋村人，就把他押到据点，敌人先用棍子打，后灌辣椒水，把他折磨的死去活来。抗日民主政府知道这一情况，立即营救。马鹿村的伪村长是我们的同志，他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唐应三太坏了，抗日民主政府只好花点钱，通过伪乡长，买通了执行枪决的两个伪军，夜里执行枪决时，枪弹不往身上打，谢常水听到枪响倒地装死。这样才被救了出来。冯佃顺、冯佃奎二位同志，虽然没有遇到像谢常水这样的风险，但他俩经常出入敌战区，遇到挫折和小的险情也是常有的。

▲马鞍山石刻

1941年5月21日，廖容标司令员带着三营，攻打佛村据点后，撤离到太河西南山区方山休整。敌人加紧封锁，给养成了问题，抗日民主县政府接过了这个任务，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村里的共产党员和游击小组。他们毫不畏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冯佃新自告奋勇地说：“我在方山打过铁，这段路我熟悉，由我带路。”二十多个青壮年，带上熟食，扛着粮食，天黑前赶到西下册村，南山的路口有敌岗哨，唯一能通过的是一条陡坡的石板羊肠小道。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有走道的声音，他们脱下鞋来，用绳子系住鞋，将鞋挂在脖子上，猫着腰艰难地行走了一里多路，才放下心来，将粮食交给了部队，柴营长感动地流下了泪。

人民不仅积极抗战，长秋村还是物资储藏的保险库。1942年，八路军讨伐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的战役时，三支队运送一批军大衣，到泰安地区，共八百套。到长秋村时，发现一部分日伪到三里路的西崖头村，送军衣的人很恐慌。长秋村的负责人就安慰他说：“你们到了俺庄，尽管放心。”说着引导他们牵着毛驴到南坡的土沟里，并迅速动员游击小组和部分老百姓，把军衣藏到事先打好的土洞里，然后把毛驴牵到山沟里。日伪进村，什么也没有发现。那时，无论是铁路北三支队，或是鲁南四支队，到淄河流域活动，或者是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让长秋村人保藏，办法是，将村外的土崖打成土屋，将粮食和物资藏好，用石头把门口堵住，堆上土，按放上石块，当作供桌石，伪装成掩埋死人的坟墓。这个办法很保密，从未出错。1943年，在村南套子沟的土屋里，替四支队保存了六千多枚手榴弹，四百发子弹，还有挖战壕用的铁镐、铣、军用物资，一直埋藏了两年之久，才起出来。送往沂源县鲁村，交还了四支队，受到了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当面表扬。抗战时期，长秋村抗日根据地的灾难，来自淄博和益都城里的日军及朱崖据点的汉奸的扫荡，同时国民党吴化文的新四师，也不断来我区抢占地盘，还要面临着土匪唐应三大队的不断扫荡。1941年秋季，老百姓把刚刚收来的豆子和高粱，晒在院落里，唐应三部进村扫荡，在抢劫后，将庄稼点燃，风助火威，又把房屋烧着，屋连屋，火连火，村内一片火海，真是让人痛哭揪心。县大队决定给凶恶的唐应三部一个打击。战斗在夜晚进行，在攻击敌据点时，被埋伏在附近的土窑里的伪军袭击。两面夹击，战士冯广宪牺牲，轻伤二人。因计划不周，怕吃大亏。县大队及时撤出去。这次战斗失利，更助长了唐应三的气焰，他跑到朱崖据点对伪军吹牛说：“你们怕八路，我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那套作战方法，我早就摸透了，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了！”他还通过翻译向鬼子建议说：“要在孙家岭、李家峪安设据点，他们在下册村安设据点，把县大队包围在中间，来个包心战术，八路军是白菜心，我们是白菜帮，超包越结实，看他们往哪里跑！”

马鹿据点的伪军供养，是朱崖伪区公所供给，朱崖伪军护送到上庄，然后他们去接，中间要经过长秋村。送粮是三天一次，两地南北7华里。县大队摸清这一规律时，准备以口袋战术对付唐应三的包心战术。1942年的2月，大地封冻，河水结冰，战士埋伏在公路两侧，顶着寒冷的天气，静等着敌人的到来，大约十点多钟，马鹿的伪军走出了村，倒背着枪，懒洋洋地走着，当伪军进入布袋口时，架在长秋村南门外的机枪响了起来，埋伏的战士也开了火，敌人向前是死路，往后也是死路，为保住生命，只好缴枪投降。伪军遭到这次打击，立即成为胆小鬼，夜里胆战心惊，疑神疑鬼，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枪扔手榴弹，自吓自，又给自壮胆。朱崖的伪军也怕有埋伏，给养不送了，由马鹿伪军亲自到朱崖取，伪军不敢走河的正路，只好走河西的山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吴化文顽固派率部投敌，变成了伪军，日伪逐步“蚕食”，敌后的抗日活动区更加缩小，一些抗日武装组织遭到破坏，甚至抗战意志薄弱的同志，带队投敌，给抗日工作带来极大地损失。上级党组织决定，把博山、淄川、临朐三县政府全部撤销，合并到益都县政府，成立了益临淄博四县办事处，书记张京涛，办事处主任冯毅之。吴化文投敌，伪军数目增多，据点炮楼也与之俱增，连最偏僻的孙家岭、岌岌寨也设了据点，1942年10月下旬，上庄据点换来个刘振标伪军队长，益都城里的鬼子给他下命令，要他到长秋村安设据点，他犯难了，不设不行。他知道长秋村是抗战村，设这不是火里栽树吗？哪有活头！这个伪队长还是个有思想的人，派出代表，同长秋村的负责同志和平谈判，代表向长秋村负责人说：“我们刘队长，过去也是抗日的，后来被迫无法，才去投了鬼子。他始终没忘了国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忍辱受屈地等待时机。”还说：“我们队长手下的兄弟，对八路军爱国爱民，抗战坚决，无不十分敬目，扫荡时，我们也是应付装样子，没真心真意地打八路。”他转弯抹角地最后才说出目的“现在皇军下命令，非要在贵村安设据点，队长做了难，不设不行，来设又怕与冯主任发生冲突，所以才派我来，说说队长的意见，先商议商议，你们也和冯主任说说。”这个代表非常和善诚恳地又说：“我们队长对冯主任很敬佩，对他家的房屋全部烧光很同情，想趁此机会，替冯主任把房屋重新修建起来，也算对抗战的一点帮助，对冯主任的一点微小情谊。”根据老百姓反映，这个刘队长，自从来到上庄据点后，不像一般伪军那么坏，平日不让士兵出据点，也不曾捆绑打骂过老百姓。当时，党的政策和工作重点，是争取伪军孤立敌人，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准备反攻。经过反复研究，至于抗日军人的房屋被焚，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他管不了，也用不着费心。若不是真心与八路军作对，而是想应付鬼子。我们可以让步，允许他们在长秋村外修个炮楼，住上一两个班。但士兵不能随便进村，有事进村也不准携带武器，不带武器我们可以保证安全，若带会发生误会。鬼子若有命令出发扫荡，事前能送出信来更欢迎。结果，我们的条件他们全部接受了。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过去“铁壁合围”、“突然袭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拉网合围”式“扫荡”，即以强大兵力呈网状分布，快速出击，构成若干合围，企图将我军迅速围歼在狭小地区，并通过特务机关将其扫荡的假情报，作战计划送到我军，以迷惑我军。11月2日，我鲁南机关部队发现敌情后，于拂晓抢占了笛崮山，敌人组织了8000余人对我合围。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接着从三面发起猛烈冲击。我军从早上打到黄昏。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天黑后，机关军区在特务营的掩护下，分数路突出重围，这场战斗损失惨重，我军伤亡200余人。

▲马鞍山

鲁南扫荡后，日伪约1000多人向回撤兵，路经口头村马鞍山时，当地大汉奸唐应三，对日军说：“山上驻有八路军干部，有兵工厂。”日军信以为真，11月9日，日军凭借百倍于我军兵力和装备，向马鞍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马鞍山上的指挥员，是山纵一旅二团副团长王风麟。1942年8月，王风麟根据鲁中军区指示，带领七连和一炮兵排，去张店附近一座仓库，夺取日军的一批武器，不料路经莱芜吉山宿营时，与袭击我县政府的伪军遭遇，他不幸右腿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好将其右腿下部截去。敌后的环境一天天恶化，王风麟行动很困难，几次转移，都是同志用担架抬着，他十分不安，为减轻对部队的拖累，他要求上马鞍山，在新的战斗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于10月5日，王风麟登上了马鞍山。山上，驻有我地方武装的一个班，其余都是伤病员和枪支修械所几个工人。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和她的三个女儿，共30几人。战斗一开始，敌人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大批日伪军向南天门爬攀。王风麟的狙击枪响了，一个手持指挥刀的日军官应声倒下，守山的战士一齐开火，敌人倒成一片。但敌酋长不甘心失败，一个劲地赶着敌兵进攻，守在南天门的谭克平举起一块石头向下砸去，冯旭臣和女儿冯文秀也在弹雨中，往山下猛掀石块，枪鸣石滚，烟尘飞腾，敌人几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黄昏时分，敌人败兴地撤回山下驻地。王风麟深知情况严重，晚饭后，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分析了当前形势，说明了日军不会死心，要大家作好充分地思想准备，并对战斗作了重新安排，然后对损坏的围墙又作了修补，并让警卫员小张，敲钟明示，告知山下的同志，马鞍山还在我手中。

第二天清晨，敌人又开来了30多辆汽车，从博山，莱芜，张店等地急忙调兵和弹药，日军兵力增至2000多人，伪军4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山上的工事大部分倒塌，房屋被燃起了大火，王风麟拄着拐杖指挥着战斗，射击敌人。不料一颗炮弹落在身边，董恒德牺牲了。王风麟额角也负了伤，鲜血流满了脸，冯文秀跑来撕下一块衣襟，给他包好，冯旭臣和几个家属搬石头，往南天门下砸去。抗日军民齐心合力，敌人再一次被打了下去。战斗到中午，敌人死伤惨重，日军某部参谋长远道而来，恼羞成怒，傲慢地夺过望远镜，观察烟火弥漫的山头，王风麟的狙击枪响了，敌酋应声倒地。敌人还在做拼命的挣扎，又集中兵力，继续进攻南天门，一时间，山前山后，烟柱腾腾，乱石纷飞，人们的喊话都难以听清。潭克平、李成武等已壮烈牺牲。守在后山的刘厥兰同志，见南天门吃紧，跑过来增援，这时，冯旭臣在炮火中搬运石头，并高喊：“宁死在炮火中，也不当俘虏。”他的喊声，鼓舞了大家的勇气，冯旭臣老人在用石块砸向敌人时不幸中弹牺牲。此时，弹药已经用完，石块也很紧张，战斗在相持中，直到黄昏，王风麟已成了血人儿，他用眼扫视一下山下的敌人，思索了片刻，命令通讯员小张：“快，用绑腿布拧成绳子，从山后下山，向团部和军区汇报山上的情况。”山上剩下的大部分是家属孩子和修械所几个工人。王风麟一边嘱咐说：“冯旭臣老先生已经牺牲了，家属和孩子不能呆在这里，快把他们送下山去。能出去一个是一个！”大家七手八脚忙碌起来，把准备下山的布接好，然后挂在树脚跟，顺崖下山。冯毅之的大女儿冯新年在战火中炸死，冯毅之的妻子孙玉兰背着卢桥，夹抱平洋，一只手抓着布绳向山下滑去，到了半山腰，布断，娘仨一起摔死在马鞍山下，这时，鬼子已爬上山，最后一蹬石阶，南天门失守，敌人象一群饿狼似地扑来，王风麟冷冷地笑了笑，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以身殉国了。冯文秀把手里的石头，砸向冲来的敌人，也纵身跳下崖去，刘厥兰等战士也纷纷砸碎了手中的枪支，相继跳下崖去，由于半山腰树枝的托挂，除了刘厥兰、王德善、吕存生、邹大方等几个同志幸免于难以外，五六个工人伤员被俘后，活活烧死在口头村外，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马鞍山上的枪声停止了。南天门下，日伪20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马鞍山保卫战，震慑了日本侵略者肮脏的灵魂。马鞍山保卫战，以少胜多，老幼参战，打出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抗日精神。

▲1985年4月，冯毅之在马鞍山刻石揭幕仪式上讲话

1946年，益临淄博四县民众发起了对马鞍山烈士安葬。为表彰冯毅之一家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哥哥冯登奎，大妹夫孙铜山，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及三个女儿，鲁中参议会与行政公署赠送《一门忠烈》匾额。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雄，其中有烈士冯旭臣。抚今往昔，当思人民江山来之不易。1985年10月，当年抗击日寇的老前辈冯毅之、冯敏、冯文增、许杰、冯佃笃商谈在长秋村建抗日纪念碑之事，原则是“民办公助”，历时八个月，抗日烈士纪念碑在村东樟兰山松柏环抱中矗立起来，揭碑仪式那天，青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各级领导出席，青州电视台现场录像。现在村中冯毅之故居，有抗日纪念馆。有山东省委前副书记王众音题词“一门忠烈纪念堂”挂在纪念馆，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子挂在院内。

当我在查阅抗战资料，写上这一段段文字时，那战士英勇杀敌的战场，那惨案现场百姓的举动，总是在我脑海中滚动。当一支小分队堵住路口、占领阵地，以一当十的兵力，阻击日军的进攻。日军则以优良的武器装备，疯狂地炮轰，阵地炮火连天，烟雾弥漫，战士的脸部熏黑，衣服着火，缠着布条的伤口，鲜血在流。勇敢的战士，在烟与火中，静静地等待着射击的指令。战斗在激烈残苦中，弹药缺乏，人员伤亡较大，我们的战士，在顽强地抗击着日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日军冲上阵地，我们仅有的战士，短刀相战，肉体相博。留下最后一颗手雷，同日军同炸一燃。那撕杀的场面，那力量的呐喊，真的让人很震憾。当日军偷袭抗日的村庄，把没有逃出的群众，赶到一个院场，刀枪林立，气势凶严，日军似饿狼般地叫喊。面色消瘦，衣着破衫的群众，他们有的两手放下，有的两手相抱放在胸前。他们没有过度的表情，但他们心里却实在害怕“怎么办？”当他们心情平静下来，一个坚强的信念，在胸中铸成：“问啥不知道，要啥没有，随它去吧！”当日军从人群中抓出一名群众追问时，这名群众没有刑场上的大义举动，当日军在什么也得不到下，罪恶的枪弹，在一霎那间，这一幕让在场的群众低头闭上了双眼。当日军撤走，人们扑向亲人的身边，嚎啕大哭，亲人的离去，痛骂日寇豺狼一般。当前方战斗打响，急需物品救助伤员，他们扛着物资，顶着看不见的枪弹，急上前线。当前方战斗打响，急需后补队员，他们扛着大刀，拿着能用的武器，火速支援。他们没有穿军装的威武，也没有英勇杀敌，战场上的表现，但他们却用坚强的脊梁和有力的双手架起了一座座通往抗战的桥梁，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平民的参战，才抒写了抗战史上的辉煌。这就是大众，这就是民族，这个民族有个坚强的理念，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我做主！”

▲在长秋村冯毅之纪念馆，本文作者冯庆林向青少年讲述当年长秋村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长秋村有26位烈士，抗日烈士永垂！抗战群众伟大！

2017.03 NO. 第一期（总第二十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