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俊与《长征组歌》

陈洪俊（晨耕），是我国著名作曲家。他在一生中撰写作品时，使用过好多笔名，如晨耕、晨钟、勤耕等等。其中，最常用的是“晨耕”。陈洪俊，是我们青州市境内谭家坊火车站北旁的谭北村人。他，早年参加革命，先后在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任职。在那“火红”的年代，由他单独作曲和参与作曲的《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万岁毛 主 席》、组歌：《毛  主 席诗词〈井岗山〉》、《红军不怕远征难》中的《过雪山草地》、《报喜》以及《战士歌唱东方红》、《读毛 主 席的书》、《全军上下一片红》、《我和班长》等，还有建国初期相继发表和在全军部队中传唱的《新战士王二发》、《那一个真能干》、《我们永远是战斗队》、《前进，人民解放军》、《志愿军胜利归来了》等等，都是名扬全军、全国的著名歌曲。

▲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组歌》封面

提起陈洪俊（晨耕），必谈《长征组歌》。当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作词，晨耕挑头，生茂、唐诃、遇秋参加作曲的《长征组歌》，从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十多个春秋。1964年2月，时任中央军委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上将，因患肝炎，在杭州医院养病。期间，萧华想到，1965年10月，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何不利用这次养病的“良机”，运用文艺形式，对二万五千里长征，来一次概括和总结呢！于是，经过十多次的修改和征求意见，萧华终于写成了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后改名为《长征组歌》）。1964年11月，萧华主任首先找来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团长时乐濛和时任北京军区战友歌舞总团副团长的陈洪俊（晨耕），请他俩考虑为《长征组歌》谱成乐曲的问题。一开始，萧主任要求两个歌舞团各搞一台节目，于1965年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时演出。

▲1965年秋，《长征组歌》主创人员生茂(左一)、唐诃(左二)、晨耕(右二)、李遇秋(右一)在杭州向萧华(中)汇报《长征组歌》创作情况时合影

接受任务后，晨耕回到团里，叫上生茂、唐诃、遇秋三位作曲家，把萧华大作中选择定稿的10首诗作，分别进行了谱曲。期间，晨耕等作曲家匠心独具，巧妙地把中央红军当年长征时，曾经路过地区的江南采茶、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民间音调、与红军传统歌曲的音调，进行了完善的揉合后，运用到谱曲创作中，初步汇成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1965年4月，晨耕等四位作曲家，带着初稿，去杭州向萧华主任进行汇报后，四个人又逐段进行试唱。当时，唐诃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低音，生茂唱男低音，晨耕唱男高音。这么着进行一番试唱后，萧华主任还算满意。接下来，萧主任利用10个上午的时间，给晨耕等四位作曲家“上课”。主要是详细讲述当年中央红军途中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敌军围追堵截的故事。萧华主任那番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又潸然泪下的举动，对晨耕他们启发很大。

从杭州返回北京后，陈洪俊（晨耕）等四位作曲家开始酝酿写总谱。由于晨耕当时担任歌舞团的领导工作，平日里公务比较繁忙，又加上他过去并没有专门学习过五线谱，驾驭这样的大作品，难度确实不小。于是，总写谱的任务最后落在“科班”出身的李遇秋肩上。

在后期创作时，正值1965年盛夏。当时，不用说今天普及到家庭的空调，那时的部队机关办公室里连个电扇都没有。在那热得象“锅炉房”的工作室里，晨耕他们四位作曲家，只得肩上搭块湿毛巾，下身穿个短裤衩，没白没黑地边写边改。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编写、排练，于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首先让有关首长、专家审看了由陈洪俊（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的《长征组歌》。这次天津审演，使萧华主任感动得流下热泪。

▲1965年8月24日，周总理与《长征组歌》演员合影留念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在首都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总理接连看了三个晚上，直夸《长征组歌》中的词、曲都写得很好。周总理不但指示公演，还抖起精神，一遍又一遍地学唱。接下来的日子里，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一连巡回演出20多场，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这期间，周总理在专门接见晨耕等创作人员时，也给予大家很高的评价。周总理从内心处喜欢上《长征组歌》，在病重住院期间，还依然惦记《长征组歌》的演出，并特意要求在电视台转播，尽量扩大宣传面。

陈洪俊（晨耕）等艺术家，以深刻凝炼的词汇，清新动人的曲调，献给人民群众的件件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几十年来，仅是《长征组歌》，就在国内外巡回演出1000多场，观众达到百万人，堪称中国音乐史上和演出史上的奇迹，被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

名家名曲捧火了《红日》

当年，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中，我人民解放军接连打了两次漂亮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全歼国民党军整编74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的孟良崮战役。

1961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在根据长篇小说《红日》改编电影时，请著名作曲家吕其明、杨庶正、肖培珩为电影《红日》创作插曲。一开始，由三人分头动笔写，然后，选取其中的一首为基础，最后由大家共同修改后定稿。结果，杨庶正创作的《谁不说俺家乡好》被一致认可，也没有多大修改就定下来了。

▲电影《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曲作者杨庶正

杨庶正，1933年生于今青州市城里的南营街一户回族家庭中。他从小热爱音乐，1948年9月，从老解放区参加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南进干部纵队文工团，先是任二胡和提琴演奏员，后从事词曲创作，工作很是出色。1954年，杨庶正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先后被分配到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州军区歌舞团等单位，从事专业创作。这期间，他的欢乐，他的追求，他的心血，似点点雨露，全部消融在音乐创作中。

电影开拍时，当参战部队之一的第六纵队政治部宣传处长吴强，在审查杨庶正撰写的歌词时，马上给予好一通赞赏。最后仅仅建议将歌词中最后一句“幸福的生活万年长”中加两个字，为“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杨庶正的歌词，以山区农村为背景，描述了解放区农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歌词中对自然景色的描绘，很是引人入胜。那“一座座青山”、“弯弯的流水”、“绿油油的果树”和“望不尽的麦浪”，勾画出一幅蓬蓬勃勃的喜人景象。“解放军是咱的亲骨肉”“鱼水难分一家人”，歌颂了军民之间的情谊。后面那一句“谁不说俺家乡好”的设问，巧妙地表述了解放区人民群众对家乡生活的执着热爱。特别是歌曲中那具有典型的山东民歌特点的衬词“得儿哟依儿哟”，是那么亲切，那么自然，听起来叫人拍案叫绝，真感到余味无穷。

五十多年来，杨庶正一直从事专业音乐创作。为了提高作品质量，向群众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杨庶正舍得拼博，经常深入群众中吸取营养，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杨庶正的创作范围比较广泛，除了电影、电视插曲外，还涉及到交响音乐、舞剧音乐和歌曲音乐，以及独唱、合唱、群众歌曲以及其它各种体裁和风格的作品。多少年来，杨庶正为电影、电视谱写的《乡情》、《盼歌》、《你在想什么》及交响乐《南岭风光》等，均获国家级大奖。另外，杨庶正创作的双簧管协奏曲《在水乡》，曾在广州“羊城花会”上获得大奖。电影《乡情》的音乐，获得《大众电影》金鸡奖，合唱曲《绿草地》、童声合唱《大地赞美歌》、组歌《五彩缤纷的大地》等，也分别获得不同形式、不同类别的大奖、金奖。

杨庶正在音乐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卓著贡献。不仅受到人民爱戴，而且受到国家重视。在被评为国家一级作曲家的同时，还赢得“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誉。并被聘为许多单位、部门的荣誉头衔。

当年，杨庶正等谱写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的电影插曲，曾有“电影版”和广播播放的“原唱版”两个版本。其原唱版是王音璇演唱的。王音璇，1933年生于今青州市城西的小营村。她，从小喜欢唱歌，1949年6月，被渤海军区耀南剧团调进任独唱演员，足迹曾踏遍清河平原。1958年，当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今山东艺术学院）成立时，王音璇担任学校音乐老师。1965年在电影《苦菜花》上映时，由王音璇演唱的充满泥土气息的《苦菜花开闪金光》插曲，在影片中一次次地变奏复现，让观众的心与片子中一个个鲜明的女性形象交揉在一起，效果特别理想，很快被大江南北的群众广为传唱。

▲王音璇老师辅导学生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

1977年，年仅15岁的彭 丽 媛由荷泽地区考入山东艺术专科学校时，王音璇是她的第一任声乐老师。在这之前，王音璇早就认识彭 丽 媛，还几次到彭 丽 媛的家乡面见她。王音璇老师认为，彭 丽 媛的声音、形象、乐感完全具有一位歌唱家的素质，是难得的好苗子，她像一块璞玉，定能成才。从1978年起，彭 丽 媛就拜在王音璇教授的门下，在教学中，王音璇为彭 丽 媛精心选择教材，以优秀的山东民歌和具有山东风格的歌曲为主。同时，辅以其它声乐作品。1980年，彭 丽 媛以那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唱响舞台，唱亮影屏，唱遍大江南北，倾倒了亿万观众。很快，彭 丽 媛被调进解放军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不久，又随团赴北欧六国访问演出。这期间，正在济南医院治病住院的王音璇，也不时关注彭 丽 媛的出访信息。彭 丽 媛出访演出胜利归来不久，又被调入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期间，彭 丽 媛以优异成绩，考进中国音乐学院本科。经过几年的努力，不仅完成音乐本科学业，还于1990年获得硕士学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彭 丽 媛越来越受到亿万人民的关注。每当人们谈起“第 一 夫人”的为人，没有不伸大拇指的。看到、听到这一切，王音璇老师的心里真是比蜜都甜。彭 丽 媛从离开济南后，始终惦记着王音璇老师，不时与恩师联系。彭 丽 媛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经常想起您，回忆在您身边的情景，是非常难忘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多亏了您的指引……”。

2013年，王音璇老师不幸病逝。在山东艺术学院师生为王老师举行追悼会那天，身为“第 一 夫 人”的彭 丽 媛，突然出现在追悼会现场，对着王音璇老师的遗像，跪拜恸哭起来，此情此景，在场的所有人员，无不惊讶的目瞪口呆。

《槐树庄》登上银幕前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电影《槐树庄》陆续在全国各地公映。很快，就获得亿万观众，特别是农村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在1963年的国庆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特意为军队的“八·一”电影制片厂能拍出这样的好影片，离开自己的座位，专门向代表军方出席宴会的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面前敬酒。

▲著名作家胡可

电影《槐树庄》的编剧胡可，原名胡腾驹，今青州市北城满族人。胡可生于1921年，青少年时代，在青州读完小学后，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期间，他曾因为在学校筹办壁报时撰写的稿子中，就国民党当局面对日寇侵略中国，采取不抵抗政策，透露出不满，而被校方开除。后来，胡可便转往私立的正谊中学就读。

在抗日战争炮火声中，胡可随哥哥参加了一支地方抗日游击队。不久，这支部队被编入聂荣臻将军领导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当时由于胡可年轻，又有文化，部队首长安排他到了军区军政学校学习。毕业后，胡可被分配到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从事文艺宣传工作。这期间，胡可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胡可创作的儿童剧《清明节》，获晋察冀边区颁发的“剧协奖”，抗战胜利后，戏剧创作逐渐成为胡可的专业。1949年底，胡可拿出了剧本《战斗里成长》。该剧与观众见面后，一连演出23场，场场暴满，观众达数万人，成为建国后我国第一部成功话剧。1956年，又获得全国第一届话剧会演一等奖。并被译成英、日、俄、朝等国家的文字，在苏联、日本等一些国家演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一致赞誉。1954年，胡可冒着炮火，踏入抗美援朝战场，深入第一线体验战斗生活，收集创作素材，成功地写出了话剧《战线南移》。这部剧作，后成为献给“最可爱的人”志愿军的一份厚礼。

▲1952年5月，胡可(左二)深入到抗美援朝战场一线采访战斗英雄

1958年，胡可调任解放军北京军区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但是笔杆子一直没有搁下。当时，北京军区的首长，为了配合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要求胡可以农村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以闻名全国的“子弟兵的好母亲”戎冠秀为原型，抓紧创作一部农村题材的话剧。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题材。因为建国以后，党中央为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就及时地号召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10月，党中央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主席先前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加速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步伐。当时，对这方面内容的剧作，必须认真慎重地对待。接受任务后，胡可认真阅读，全面领会中央指示，在此基础上，马不停蹄地苦干。工作中，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对待剧中的每一个细节。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拿出了这部话剧的初稿。对此，石家庄军分区党委非常重视这件事，专门召开党委会，认真讨论胡可的剧本，提出了可行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胡可又作了认真修改。1959年4月上旬，胡可将送审稿，直接送往北京军区政治部。军区政治部的张正光、黄作珍两位副主任，特别邀请有关首长、剧作家参加，召开了一次专门审查会。根据会上诸位首长和专家的意见，胡可又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再次进行认真修改。当时，全军的第二届文艺会演还要准备举行，胡可也有重要任务在身。由于时间紧迫，这个剧本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对此，几位首长一致要求，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作决定。杨司令员拍板说：“就叫《槐树庄》吧！”

▲胡可与爱人、电影《槐树庄》郭大娘的扮演者胡朋在一起

在《槐树庄》公演时，我国戏剧界的老前辈田汉、欧阳予倩、阳翰笠等观看后，都一致拍案叫绝。接着一些报刊相继发表剧评，纷纷给予很高评价。这样大的举动，在我国戏剧界是少有的。紧接着，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作出决定，要把话剧《槐树庄》搬上银幕。

1960年初，胡可便接到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通知，正式通知他抓紧时间把话剧《槐树庄》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槐树庄》。“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很快作出决定，让导演过电影《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影片的王华担任《槐树庄》导演。让胡可的爱人、著名电影、戏剧表演家胡朋，担任《槐树庄》电影中的主角郭大娘，胡可把话剧改编成电影剧本后，又要考虑加入电影插曲的问题。根据剧情，胡可很快写出了《万事开头难》、《农民把身翻》、《一步一层天》三首电影插曲的歌词。那么，由谁来谱曲呢，胡可琢磨来琢磨去，直接找到青州老乡陈洪俊（晨耕）。陈洪俊欣然接受，竭尽全力，很快为三首歌词谱了曲，并受到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由晨耕谱曲的部分歌曲

▲由青州著名作曲家晨耕为电影《槐树庄》谱写的主题歌和插曲

到1962年秋，电影《槐树庄》陆续在全国各地公映，而且久演不衰，久看不烦。《槐树庄》再次让胡可又获得国家级优秀创作奖和文艺作品奖。

（文/ 刘传功）

2017.09 NO3. 第三期（总第二十八期）

▲以上图片由青州市摄影家协会提供